显德二年对周政权来说亦喜亦忧。喜的是国力增长迅速，农业、商业不仅恢复到了旧时候汉高祖当政时的水平，甚至还略有增加。虽经高平之战、晋阳之战后，周的实力也未有减退。忧的是征伐北汉仅以小胜收场，这还是粉饰后的结果，其实真实情况是损兵折将。

西线由圣人亲征，率大军主力围困晋阳，但久未攻克，加上多日连绵梅雨，导致军中患病者众多。北线由符彦卿率步、骑兵万余人，加上李筠、张永德的三千援军欲拒契丹军于忻口，却先折损先锋大将史彦超。李筠虽率军斩杀契丹军两千余人，但中伏致手下三千余将士殒命，最后只身逃回忻州。之后勉力固守未成，又退回晋阳。

加上后勤保障不力，一度出现了粮草供应困难的情况。为了筹措粮草，一些将领默许部下效仿契丹军对百姓“打草谷”，引发了晋地周边地区百姓的怨恨。圣人无奈，只好一边严格要求各军不得侵扰百姓，一边以入官拜爵来募求百姓献出粟谷，还发动潞州、晋州、绛州等地征用百姓运粮以解决缺粮问题。

此次征伐发动了大半禁军战力，使用了最具威力军器，从怀、孟、西及蒲、陕等多地征发民夫壮丁几万人，却未能攻破北汉都城，最终为避免两线作战而投鼠忌器，只能撤退。尽管兵临城下让北汉政权吓破了胆，从此北线宁谧，仍然不能说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征伐。

因为此次北伐是违背朝中“众议”的行动，是圣人独断的决定，因此既是军事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对军队士气的严重打击，更是对圣人决断的质疑。此后，周圣人郭老大就开始有了独裁倾向，百官也逐渐失去了其参政议政的作用，成为了奉行圣人诏命的办事员。

“攘外必先安内”之策在华夏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每次施行都会引发极为重大的形势变革。其最早是由春秋时齐国士大夫提出，齐桓公采纳此策统一国内意见，成就了春秋霸业。西汉时宰相晁错在应对抵御匈奴侵边问题时也提出此策，他力主削藩却引发了七国之乱，最终身死背锅。宋、明两朝类似谏言也有权贵提出过，宋时导致中原沦陷于金国蹄铁之下，宋政权不得不一再迁都；明朝则被清所亡，末帝崇祯在煤山自缢。

直至后世的抗战时期，伪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仍被政客们在面临外部危机时极力推崇并采纳。权力阶层只重自身利益却丝毫不顾及国家和民族危难，造成了窝里斗和消极抗战的危局，分散和削弱了国家抗战力量，导致大片国土丢失，人民深陷苦难。

从这点上看来，似乎这一并不成功的策略竟然贯穿了三千年中汉民族统治的大部分朝代，成为消除外部威胁时必选的潜在条件。这一点上，历史给予的经验和教训确实值得华夏民族的每一个人去深思和借鉴，只有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才能“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周居于中原核心之地，面对北汉的惦念和南唐的觊觎，以及辽国的威胁，朝堂上类也有类似的“安内”声音发出，主要是一些门阀士族提出，矛头当然是直指节度使和新贵阶层。表面上看此举是为朝廷一致对外奔走倡议，实质上是保守和新贵两个势力在权利上的争夺。再深想一些便不难察觉，其实这也是对新贵所倚仗的皇权的点醒，是共治天下和阻止皇帝进一步中央集权的要求体现。

事实上，郭老大想要强大周朝国力、军力，实现统一中原的决心，实现中央集权是避无可避的前提选择，在这一点上武进与郭老大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对于如何实现中央集权办法还是有一些不同，武进也曾多次建议采取步步推进的办法，郭老大却是铁了心要快刀斩乱麻，尽快取得效果。

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如果在已经具备成熟条件或体现在一些特定的事情上也不算什么，但毕竟前朝只经历了四年，先帝又是在军变的基础上夺权，几十年的乱世中皇权的影响力几乎被降到了最低点。这时大刀阔斧收归权力，一定会引起旧门阀势力的不满，一旦他们无法接受既往权力被剥夺的情绪达到顶点，周朝内部势力的纷争很可能导致再一次内战。

所以，朝廷的多项新政在实施中就遇到了人为的干扰甚至是阻力，皇帝独断专行的传言也会甚嚣尘上，再继续强力推行下去就有了撕破脸的风险。

比如兴修水利，圣上认为此举之利并不仅在当前，数年之后可增加粮食收成，有助于国力增加。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却不被臣下赞同，认为与当前南征无益，只是徒耗钱粮而已。商议多次仍未取得多数朝臣同意，无奈之下圣人只好独断，在强令下才开始执行。

汴水自唐末决堤后就没有再修缮，不仅年年成灾，河道也多处拥堵，全是污泥，既不利于水运通行也不利于农田灌溉。前期先要向东进行疏导，到达泗上后可通兵船，再夹胡卢河建好李晏口的城垒驻防。为尽快达到出兵条件攻唐，圣人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征发民夫，沿着以往的旧堤开始疏导。

举才之事也是如此。圣人诏令朝廷官员举荐贤才，还特意说明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但响应者却寥寥。人才跟不上，治国方略即使再好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圣人只好抓紧新开科举，又遭到不少反对压力，尤其是文官更不希望有天子门生参与朝政。在圣命下科举还是初步打开了局面，才有一些官员为了保住后辈为官的渠道才开始举荐自家子侄为官。这些人不好学也没有多少才能，实在称不上人才，只能勉强做些辅助的公事，让圣人失望不已。

面对思想僵化到极致又紧捂自家利益的这些旧门阀势力，圣人着实恼怒又无法发泄，也不好让很不容易才举荐来的贵族子弟们滚蛋，怕影响了招贤纳才的好事，只能捏着鼻子认了。一个多月后，圣人发诏书提出被举荐者如不称职，举荐者要一起连坐，果然连新贵子侄受举荐的都少了。

没有张屠户就得吃带毛猪?官二代们不来参政，那就接着给寒门士子多倒出些位置。随后圣人命检校司在各地进行招贤公示，并为愿意来京的发放路费盘缠。检校司一下子就从检查机关和情报机关再变成了临时招生部门。王象在接到诏令后特意跑了一趟来见武进，说了检校司的新工作内容，武进也是无语。

圣命不可违，检校司在各地设立的分部只好动起来，在公示官吏不法事的告示栏里又贴上了“招聘广告”。检校司的告示内容一向是当地百姓的谈资，新告示起到了十分理想的效果，没过多久多地士子纷纷响应来到京都应试。活不能白干，王象顺着这次机会寻到了不少精明能干的年轻人秘密吸收为暗桩，计划安插进各部门作眼线。

一番操作下，总算帮郭老大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到一批有着真才实学的干吏，顺便着就完成了政审。

虽然部门圣人独断，门阀们还是不敢正面与皇权硬刚，只能暗地里愈加频繁勾连。有意思的是原本表现出忠肝义胆的新贵们选择了默不作声，似乎门阀们暗地里的行动与他们没有一点干系，甚至连掺沙子都不愿意去做，其中原因很值得人回味。

河南府推官高锡是第一个打破沉默委婉上书的人，明着指出皇帝虽英明睿智但不能代替百官，希望能够放下偏颇猜忌信任臣下，选择合适的宰相辅佐，选拔合格臣子负责司法、财政、地方治理的重要工作。圣人对此很不满，皇帝不干活你们一脑子意见，现在能干也是一嘴的意见，怎么做你们才能满意！

武进听说后马上就对高锡进行了监控，寻找其是否有不法事的劣迹，只待郭老大随时下令办了他。经查，高锡的虽有劣迹却十分轻微，也就是些小毛病，不过其家族背景却让武进看到了另一面。高锡叔父是工部员外郎高铭吾，其家族在梁时便已是望族，晋时更入京加入门阀势力，虽不算主力却也有些能量。在此时，高锡有如此表现动机一定不单纯，高家是不是代表一些人发声也不言而喻。虽然有嫌疑，但无实证，检校司只能安排人继续监视。

武进此时并无更多心思参与朝政，一方面他是孤臣，只要公开发声必然是随着圣人的意思，不用想也知道是定是与那些门阀对立。二是他目前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神级军和武家军的整编和训练，只有自己手中有足够的武力才能应万变而不乱。三是武家虽富，但觊觎的人很多，只有闷头发财才能减少麻烦，回避风险。

但是有高锡开道，武进也想借机进言，毕竟内心里他还是希望郭老大执政顺利，最好能熬过历史宿命，成就一代明君。政治环境清明，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安安稳稳地过完一生是每个人都希望的生活，武进也不例外。眼下如果能逐步推进变革，尽可能团结和利用各方势力，防止用力过猛导致异见和受力反弹，周朝的盛世才有可能出现，才不会早早夭折。

希望总归是希望，武进的奏疏与高锡一样，送到圣人那便没了回音。

算起来这已是武进不知第几次为此向郭老大进言了，看来这种方式确实无法改变他的决定。武进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还就这事又去问了老武，结果老武也摇头没辙，当皇帝的不接受，其他人还能有什么好办法，总不能以死谏硬刚吧。对于死谏这件事，武进绝无可能去做，人都死了还拼什么事业，犯得上么。

虽然群臣目前还是保持着沉默，但从检校司不断呈递上来的情报已经可以察觉到一些变化。情报显示京城诸多门阀和各地节度使、官员已经有所勾连，甚至某些地方出现了暗中对中央政策进行试探的举动，恐怕这些是即将结成同盟由被动抵制转为主动抗衡的苗头。这绝不是好的信号，甚至可以说明守旧势力已经有抱团的心思，大周朝廷很可能潜藏着内乱风险。

武进与老武私下里就此事也商量过，老武听了也是眉头紧锁，他这些年经历过不少明争暗斗，从直觉上就已经感知情况的愈加严峻。

为了掌握更详细情况，武进再启用了一些人手，仍然保持着纵向联系、横向管理的办法，尽可能少用些埋伏了几年的暗桩。检校司的行动都要向郭老大报备，也再给检校司请些额外拨付的运行资金。

对权臣可查却不能办，这是武进为这段时间检校司工作定下的基调。情报中显示的可能存在勾连的朝臣均已被检校司列为重点侦查对象，收集不法证据，一旦发现证据足够便会提交给郭老大，以震慑群臣。

王象对已经查实的不法事却不法办有些不太理解，问武进若检校司非要办哪一个权臣那又会如何？

武进笑笑说：“象哥儿，这样做只会让所有人都为难。”

看王象还不理解，他解释说：“能制约门阀士族的只有新贵，但是新贵在这件事上一定不会帮助检校司，因为检校司对他们一样有威胁。若一定要借力而为，那便有了站队的嫌疑，也就有了偏袒的理由，恐怕再不会被圣人所信任。所以，检校司在查案时只能唱独角戏，而对手也只能是贪渎的朝臣，而不可因派系有所区分。要办权臣不容易，除非先有圣人的首肯，也只能靠皇权来强办，是硬与士族掰手腕。若皇权赢了，士族与检校司就更是不死不休，甚至不惜两败俱伤来扳倒检校司；士族挺得住，便会因此弱了皇权，为求平衡圣人只能消减检校司的权柄，甚至有人因此担责，担责的估计也就是你我了。若是因此点燃内斗的导火索，结果会更差，我们会失去所有的支持。”

王象：“那就由着权臣恣意不成？”

武进：“还是那句话，办与不办在陛下的首肯。象哥儿要记住，我们是为圣人办事，只能是刀而不能是挥刀的那个人。”

王象：“陛下的心思难懂啊。真是由了那句‘伴君如伴虎’的老话。”

武进：“你我是检校司的头领，更知眼线无处不在，要时刻谨记谨言慎行的重要。”

王象称是。

其实武进还有话没有明说，检校司与权臣若发生纠缠还会受到众臣的攻讦，毕竟自古孤臣的结局都是难以圆满，检校司落得下场不过是时间问题。武进承受不了这样的结果，他出仕为官的首要目标是为保全武家，可不是为了破家。再说他现在也不再是一个人，身后是武家和徐家两族快一百口人，这还不算两家好友和忠实的生意伙伴。

武进知道郭老大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能居上掌控朝廷大势，自然是聪明绝顶聪明，不过也会更加现实。现在对检校司查案全力支持，是为了破除重重阻力推进吏治，也是为了增加对朝中诸臣的管束，但也不可能一直无视众臣的反对意见。如何既办好差事，又尽量不得罪各方势力是武进想达到的最好结果。

尽管有很多官吏仍是不作为，只要没有严重后果的，武进就按照圣意再钱财或是品级上做出些处罚决定，再报到吏部、刑部去核实和执行。郭老大虽然对吏治很重视，但也能理解武进的难处，既然能起到该有的效果，他也不愿意深究，毕竟这个国家不是他这个皇帝带着几个同平章事就能管理平顺的，还是要依靠各方的配合。在检校司的不断敲打下，在吏部和刑部的公告影响下，以往嚣张的各级官员确实收敛很多，比起之前的阴奉阳违或是暗中设阻已经好了不少。

这样的情况下，武进没有圣人的诏命自然办不了大官，甚至要适当留下些缺口供圣人送人情。但是对于一些小官却不能放过，否则便不是孤臣了，也失去了在圣人眼中的作用。左右为难中武进还是决定查办些横行不法的小官吏，以此对一些势力进行敲打。遇到有些人脉关系的，武进也客气地与犯人的背后家族做些暗示，“舍小保大”的道理那些官油子自然最懂不过。

暗示多了自然就有相应的说法传出，尤其是武进和王象为人平事而收受贿赂的传言。传得多了自然会引起高层的警觉，武进也数次被传召到宫里问话，差不多就是诫勉谈话了。武进并不怕这样的传召，甚至很从容，几次之后更是毫无压力，水至清则无鱼嘛。再说以武进的大财主身份，哪会在乎那千八百银币的贿赂，知道底细的连听都懒得听。总是被反映却总是啥事没有，时间长了就很少有人再做这些无用功了。

吏治这件事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的圣人和社会底层百姓最为敏感，中层上只要不是对着自己来基本都是看戏的。对于圣人，要求办的事顺畅便是收到效果。对于百姓，相对以前少了欺压、胁迫便容易被认可，加上时不时公布的处罚决定及刑部收押公告，政治清明的褒奖逐渐在百姓中传扬，再加上政权顶层的推动，竟然真的将周朝的官吏治理顺了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工部兴修水利的事情再落实过程中也更好办了些。民夫在劳役征召上的表现也算积极，在投入了三十余万贯钱财后进展迅速，河道清理按照计划进行，最多一个季度就能基本完成。

随着各项准备逐渐齐备，第一次南征被正式提上日程。户部开始清点国库并逐项列支军费，兵部开始调配禁军主力，各节度使开始征召辖地府兵开始训练，边境驻军也逐渐向边境线开拔驻守。

检校司在基本捋顺了内部官吏不法事之后，协助军队尽可能隐藏人员调动的真实目的和有关策略的刺探和跟踪，又增加了反情报的工作。为此，检校司又增加了不少支出，让稍有积蓄的内府一下子又面临财政压力。为此武进只好提前支取出一些生意的收益来颠颠地给皇后送去，这事也只能找皇后，不能折了郭老大的面子。这些钱当然也只能是皇家的分红，武家的钱只能在郭老大开口需要的时候才能贡献，要不然有其他意思了。

武进并不了解历史上三征南唐的巨大开支是靠什么支持下来的，但就目前的内府收支情况来看，要是没有武家在生意上的帮助很难做到。

为了聚拢更多朝臣的支持，也进一步促进朝堂上一心为公的氛围，考察臣子的工作能力，圣人下诏书要求掌管实权的近臣二十余人每人都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武进虽是近臣，却不是权臣，因此不用费尽心力干巴巴地写古文，逃过一劫。